许煜阐述：《论中国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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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如果我们认同当前的问题，即科技的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那么现在就是一个机会，很多条件都相应地成熟了。中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已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美国 不可能再继续原本的单边全球化，即美国输出、我们进口的全球化。我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是这种新的技术哲学如何发展，我们需要在地地去处理。譬如说大家都在讲 智能城市，尤其是中国，目前的智能城市构想其实只是以效率为主，照当前算法和数据主导的思路，伦敦、上海、纽约都会变成一样的，比如智能手机去点餐、支付 宝去付款、机器人去服务，这您也可以参考一下电影《攻壳机动队》的虚拟现实和都市主义，这将是我们的未来，而不smart的人将无容身之地，这就是我所说 的一种错误的全球化发展。对我而言，智能城市给了我们一个很在地地去重新思考和建构的机会，这也是我最近着手处理的项目。
《攻壳机动队》剧照 《攻壳机动队》里那样的虚拟现实技术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吧? 许煜：那 是一种新达尔文主义，是一种人工选择，达尔文主义是自然选择，而现在是人工选择，技术超过了进化。原本 “顺风耳”、“千里眼”是进化的结果，但现在技术改变了人的生理机能。所以，这种人工选择必然是不平等的，比如想让一个小孩变得更聪明进而统治其他小孩， 就让他吃药或者注入一个芯片到他的大脑里。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要抗拒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因为超人类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更刺激 的消费主义。这种消费不止是花钱买东西获得快感，也是彻底改变你的身体，改变你和世界的关系，譬如你的感知性。所以我们要重新提出一种技术发展的方向，超 人类主义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引诱，因为它的卖点是增长寿命，改善情商和智商。想象一下，你可以不生病，可以每天都开心或者拥有一个对您百依百顺的机器人 女友或男友，这不好吗?可是，这些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只是将问题以新的方式提出来。 在 国外，许多人都在谈大中华未来主义(sinofuturism)或者说亚洲未来主义(asian futurism)。在美国每有一个新发明新发现就有一个伦理小组来判断应不应该禁止，但在中国就没有这些限制，所以大中华未来主义就是一种加速主义，我 们可以想象，在未来，中国或亚洲的技术加速会比美国更快，这种不平等会更严重。超人类主义者并非政治冷漠的，他们有的人也在读牟宗三，认为机器发展可以达 到“智的直觉”，这就是所谓的智能爆炸或者奇点，政治就可以消失，因为人工智能能解决我们解决不了的规划问题。但超人类主义以及大中华未来主义都是二十一 世纪的虚无主义，这并非我想要走的路线，相反是我所批判的。我提出的是将感知性带进我们的对科技的理解从而来扭转其发展方向，这也是为什么牟宗三对我来说 是个重要的对话对象。 澎湃新闻：宇宙技术是外部，那内部具体指什么? 许煜：内 部也就是我所说的认识论的问题，也是因此我们必须系统性地研读巴什拉、康吉莱姆、西蒙栋等。举个例子，发展一个软件，比如微信，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 定义使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我和你的关系是两点一条线，在Facebook、在微信上也一样，每个人所在的这个点就是社会原子，而社会则是社会原子的集 合;原子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线和点再现。这是心理学家雅各布·莫雷诺(Jacob Moreno)在上世纪初所指出来的，也被认为是现在社交网络的社会学理论基础。但是，我们也要质疑这种认识论以及它如何被吸纳为消费主义的工具。如果按 西蒙栋《在形式和信息概念下重新思考个体化 (L’individuation à la lumière des notions de forme et d’information)》所发展出来的理论(我也相信是很重要的)，个体化必然同时是心理和集体的，个体和集体无法分开。我几年前和斯蒂格勒有个发 展另类于Facebook的社交网络的研究计划，我们提出以集体而不是个体为基础来发展另类的社交网络，以合作和贡献来取代个人主义，这就是从内部来改变 的，也是我第一本书中《论数码物的存在》中谈到的内容，而第二本就是从外部来思考这个问题了。 澎湃新闻：这种内外是您自己的说法，还是某种传统的说法? 许煜：这 是我自己发展出来的一套论述，这个论述受近几年来在欧洲出现的所谓的人类学的 “存有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是对Philippe Descola的自然人类学以及André Leroi-Gourhan的技术人类学的响应，同时也是对于海德格尔的批判。一些人类学家例如 Descola强调多元的存有论，他认为在西方的现代性中自然和文化是对立的，他称之为自然主义，但在其他的文化里头，自然并不是处于这种位置的，比如说 模拟主义、图腾主义、万物有灵主义等。这按我自己的语言来说，也就是西方现代的宇宙技术(其实也就是自然主义)已经看不到外部的，因为宇宙已经是一个技术 系统了，只能从内部去改造。这是为什么我强调技术系统的内部性和外部性。 澎湃新闻：这个项目的进展如何? 许煜：这 个项目持续了很久了，从我十多年前在欧洲就开始，我的研究重点一直是技术哲学、认识论、数码研究等，我在学院的框架里跟一些科技实验室和艺术机构合作过， 但我是近两年才跟国内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从去年开始到中国美术学院上课，第一个课程讲的是《论中国技术问题》中的某些章节，今年的第二个课程是介绍西蒙栋 的技术思想，以及宇宙技术的概念，西蒙栋的《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的第三部分对我发展出宇宙技术这个概念有很深的影响。我希望可以将这些问题提出来跟建筑 师、艺术家、工程师一起重新思考，这些题目都非常新，特别是西蒙栋的书还没有中、英文的翻译，但学生们都很积极地将上课内容记录成文章放到网上，这将需要 时间来消化。 澎湃新闻：在中国美院会搞一个团队来做吗? 许煜：高 士明老师大概一年半前邀请我参与建立网络社会研究所，作为客座研究员，我也只是从旁辅助。高老师在这方面很有前瞻性，跨媒学院的院长管怀斌老师也很支持， 这对我是很鼓舞的。但您说得很对，有一个团队专门来处理这些问题是很重要，我和斯蒂格勒刚提出在另一个框架内成立一个“数码研究网络”，高老师也很支持。 这个网络是跨学科的，而且是国际化的。我们需要培养一批研究员来探讨这些问题，中国当前主要缺乏的不是资源，而是研究人材和研究方法。学术研究必须是认真 严谨的，而且必须有方法，要不然就欲速而不达了。我希望这个数码研究与我们在欧洲所建立的相比会更着眼于中国和中国文化。 另外，一些美国、欧洲的思想家，例如拉图尔前几天也跟我谈合作，我们希望以中国和欧洲的新一轮深入的对话来回应目前的困境，提出一个新的框架来处理现代性的问题。这对我来说是相当紧急的事情，但需要一些资金和人手来运营，我现在还没想到怎么弄。 澎湃新闻：中国之外的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呢? 许煜：我 觉得第三世界国家都需要发展宇宙技术论。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宇宙技术论，需要从自己的文化出发来来重新“现代化”。我们没办法避免技 术发展的问题，但不能对技术缺乏深入的反思。非洲也好，印度也好，南美也好，我现在开始和这些地区的学者来一起讨论宇宙技术的问题。亚非拉的团结只是将现 在的权力分布重新调节，并没有从根本上去处理全球化的问题，只是从原本由美国、欧洲主导的权力版图进行调整，在贸易、国防、文化交流上进行合作，但如果仍 然在延续科技的全球化，它还是无法逃出殖民主义。换句话说，不处理好技术问题，只能是殖民的延续，他们改变的只能是权力的版图，但现代化的进程和内涵不会 有变化。 澎湃新闻：您对欧洲或者其他地方的社会运动还有在关注吗? 许煜：我 一直都有在关注，但近年来我在做的是建立新的框架。我们反资本主义，反新自由主义，读马克思，辩论认知资本主义，去游行去抗争，现在这种抗争的无力感越来 越强，很多人要么就变得犬儒，要么将社会运动变成展览。去年这个时候法国的“黑夜站立”运动，几个月的运动突然之间完全消失，原因之一是刚好到了夏天，大 家都需要休假。这个理由当然不是全部，但也不是不重要的，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无力感。很多左翼的思想家、运动家都对此有反思，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左翼加速 主义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少的讨论，因为他们重新提出了马克思一直被忽略了的技术观，如何通过自动化来将剩余劳动扬弃为自由时间;而被视为极左的法国的隐形委 员会也在二零一四年底出版的《致我们的朋友》中的一章 “Fuck off Google”里也指出要发展有伦理的技术来响应这个以算法和大数据作为治理术的时代，他们分开有伦理的技术(technique)和资本主义的科技 (techn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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