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的“十四五”：深圳和平安找对了方向

新加坡ADDO AI首席执行官阿伊莎·卡纳曾这样解释建设“智慧国家”的原因：“新加坡是全世界老龄化速度第三快的国家，照顾好老年人是新加坡的头等大事。所以目前新加坡几乎所有在建的房屋都在铺设智能家居系统，包括接触传感器、动作传感器和紧急按钮等，确保老人在家中的安全。”

同样的一幕也发生在中国的深圳。

深圳携手华为建设的“鹏城智能体”，正在赋予城市智能的“五官”和“手脚”;平安智慧城市承建的“i深圳”APP，以集约化的形式打破了不同部门间的数据孤岛，为市民提供一站式的线上服务体验;在用户连接和大数据方面拥有优势的腾讯，进一步缩短了深圳市民与服务的距离

与之对应的一幕是：原本要在多个部门之间周折的落户审批，在深圳1秒钟即可完成;以往跑几趟工商局才能办理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深圳市民在家就能办理拿证;动辄需要等待一个多小时的剐蹭事故，在深圳5分钟就能定责处理……不仅巧妙规避了交通拥堵、秩序混乱等“城市病”的影响，同时推动了城市治理的精细化，以及对营商环境的优化。

参考十四五规划中对数字经济的要求：“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平安、华为、腾讯等科技企业与深圳探索出的模式，已然踩对了中国推进数字经济的方向。

归根结底，智慧城市的驱动因素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也不是技术的简单堆砌，而是需求导向的结果：只要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遵循“盛民”的初心，将科技作为建设现代化城市的“砖瓦”，智慧城市同样是“为人而生”的范本。

04 写在最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刘守英院长对“十四五”阶段有着这样的判断：无论是城乡关系还是人地关系，都将发生一些实质性的改变——我们的城市将越来越回归本质。

所谓的“本质”到底该如何理解呢?

最应该思考的或许还是“城市病”的问题。城市本身并不是“病原”，而是对城市认知的误区，城市治理能力不足的后遗症。就像一些城市的建设过度“重面子、轻里子”，结果一场大雨就能在城市里“看海”。同样智慧城市也不是单纯的信息化，应该从人的维度进行城市治理，逐渐打通各行各业，让智慧无处不在。

再来回答文初留下的问题，智慧城市的走红和疫情的应激反应不无关系，离不开城市发展的长远规划，同时也是让城市回归以人为本的时代趋势。当智慧完成了对城市的重塑和再造，爱德华·格莱泽的观点将不会有太多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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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新余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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